当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同心协力，抓紧行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面对全球生态环境风险，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我国建立了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体系，贡献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方案”。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高等植物种类约占全球高等植物总数的10%，居世界第三位，但受到的挑战和威胁也最为严峻。

  《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我国34450种已知高等植物中，需要重点关注和保护的高等植物10102种，占评估物种总数的29.3%，近危等级2723种。4357种已知脊椎动物（除海洋鱼类）、9302种已知大型真菌中，需要重点关注和保护的脊椎动物2471种、大型真菌6538种，分别占评估物种总数的56.7%、70.3%。

  “近年来，由于栖息地丧失、生境破碎化、资源过度利用、外来物种入侵、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外部因素，以及植物自身繁育障碍，我国有3800多种植物被列入受威胁物种清单。”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主任任海说。

  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高吉喜表示，我国建立的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体系及其实施经验，对2020年后各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体系可概括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建立“三区三线”管控体系、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扶贫协同发展模式、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生态补偿机制5个方面。

  高吉喜强调，国务院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我国第一个国土空间开发总体规划，将国土空间按开发方式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4大类型。特别是将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重要区域列入限制开发区或禁止开发区，从源头上避免了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被大规模开发利用。

  建立“三区三线”管控体系，在使用功能上将国土空间划定为城镇、农业和生态三大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确立了“三区三线”国土空间管控体系。“这对保障生态空间的独立性、动植物栖息地与生境不受或少受干扰具有重要作用，为科学和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奠定了基础。”高吉喜说。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将生态功能极重要和极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并对各类主体功能区分别制定相应的环境标准和政策。

  高吉喜认为，从目前国家生态保护红线顶层设计来看，至少95%的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地会被纳入保护范围。

  目前，很多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密切相关的生态补偿已付诸实施。如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推动下已基本建立起来；草原、森林、湿地等领域生态补偿已全面铺开，公益林生态补偿已实施2期，禁牧补贴和草畜平衡奖励、荒漠化补偿试点、国家海洋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区的生态保护补偿都在逐步推开。“这些补偿制度的实施，对提升生物多样性富集地区广大群众的保护积极性、保障区域生态公平发挥了重要作用。”高吉喜说。

  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表示，我国持续保护、修复自然生态环境，建立了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创新形成了评价考核、督察问责等制度，显著提升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过去10年，我国森林资源增长面积超过7000万公顷，居全球首位。稳步推进25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建设，90%的陆生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

  《中国履行进展报告》指出，我国已实现《全球植物保护战略》约70%的目标，形成了较完整的植物多样性保护体系。